西线无战事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网飞新片《西线无战事》是历史上的第三个电影版，也是唯一将指挥棒交还给德国人的版本。要知道，被业内奉为经典的1930版是一部美国片，而且是由一位俄国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执导的；名气稍逊但品质仍然过硬的1979版也是一部美国片（电视电影），导演是以《君子好逑》拿过奥斯卡且一直是戛纳常客的德尔伯特·曼。

无论是服务于网飞的全球-在地策略，还是真心将书写权交还给德国人，这种操作都值得鼓励，因为落实到经验的层面，没有什么比德国主创、德国演员、德语对白以及德国人的主体性历史反思（尤其是在一战结束的百年之后）更为正当的选择了。

对于一战期间的德国，美国人是相对遥远的看客；对于二战期间的德国，美国人就是直接的敌人/对手。但这种思维会导致一种历史的异化，即美国人会带着一种外部的悲悯视角看待战火里的生活流，而德国人则在一种自尊、抵制和钝感的操作中牺牲了相关的细节经验。

《西线无战事》的原作者雷马克就是一个历史夹缝中的人，他的原著在1929年问世的时刻取得了空前的市场成功，但也在这个受伤且傲慢的国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诋毁：有人怀疑他是法国人，有人说他根本没上过战场，有人说他的书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还有人说他只去过东线没去过西线……但任何参加过一战的德国人都不会质疑雷马克，因为经验不会骗人。

德国《福斯报》从1928年11月8日开始连载《西线无战事》，在一篇同步刊登的评论文章中，编辑写道：

《西线无战事》是局部性的，是日常的流动经验，它无关大局，只是针对个体生存的白描。在第十一章写到索姆河坦克的时候，雷马克也只有几句描述：

雷马克的“客观”在于一种局限于个体的经验维度，但网飞版的《西线无战事》则将其变成了宽幅景观模式，除了给出全景阵列和战场压制的具象化（包括碾压活人/尸体以及从战壕中主角的头顶越过），这段坦克战斗还与军队统帅的远望以及和谈代表的商讨交替剪辑，以谋求一种宏观的共时性。这确实达到了视觉的规模化，是让制片人以及部分观众兴奋的元素，但与此同时，这部改编作品的内核也离雷马克原著的理念越来越远。

雷马克给出的最直接的表述是“战争对年轻一代的毁灭”：他们年方十八，从未有过职业，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在雷马克那里，人的毁灭（或经验的毁灭）是第一层的，反战则是第二层的，如果以忠实原著而论，无论是否整改或删减，最重要的是服从这一逻辑。因此，1930年和1979年的版本虽然是局外人（美国人）主导的电影，但都属于忠实的改编；2022年的版本虽然是德国人自己主导的创作，但从槽点数不胜数的“宏观调整”来看，他们重述故事的视角并不像是作为历史的主体，而是作为历史的看客。

这些宏观调整的背后，或许有美国资本的阴影作祟，但德国主创本身的“历史异化”同样难辞其咎，这种异化的根本就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忆”，这也是托尼·朱特笔下西德政府的主张：一战是过眼云烟，魏玛时代是英雄时代，纳粹分子是一小撮，而且已经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这种姿态，就像当年文德斯对弗里茨·朗的崇拜中混合着一种美国梦。作为德国导演，爱德华·贝尔格当然有自己的崇拜对象，那大概率应该是克里斯托弗·诺兰、萨姆·门德斯以及大卫·阿耶（当然也混合着对库布里克、科波拉等人的间接引用），因为这几位都是近年来全景化战争的代表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阿耶是略显过时的硬核战争景片思路外，像诺兰和门德斯等人都有着独家意义上的精密复杂化操作。

如果说新《西线》开篇的战壕戏可以追溯到《1917》乃至更早的《光荣之路》这个源头，那么可以说它一上来就失败了：镜头跟随士兵的几个穿行转到爬出战壕战场冲锋，在这番调度刚刚往长镜头发展的时候，它就被瞬间截断了。技术上的不足、调度上的匮乏，使得爱德华·贝尔格无法像诺兰那样精密地拉开序幕，也无法像门德斯那样掌控连贯性极强的调度。

诺兰和门德斯的复杂化，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提升经验的阈限——对此，我曾经指出战争片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CNN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全景式直播摧毁了作为战争片精髓的后勤学思路。那么精于创造的导演自然只能在技术-感知层面做文章，将战争的感官经验提升到新的维度。

爱德华·贝尔格当然没有这样的天才手笔，但总算有自知之明，在技术尝试浅尝辄止后，他转回到自己还算擅长的景片模式。影片最开始的几个静照：远山、树林、狼穴、仰拍的树冠、俯拍的战场（以及最后垂直而下的推镜）已经预先阐明了他的作业习惯，他的特色在于静态构图，其后果就是将基于个体经验的动态视觉转向了一种客观经验的环境视觉。

贝尔格有造型的水平、场景设计的功力以及写实性的基本思路，但这不足以透视人的精神层面，因为他有意回避了绝对的主观镜头，这种回避基于两种逻辑：其一是回避调度上的难题而专注于客观视觉的景片；其二是回避一种绝对沉浸的思考，这是历史异化的后果。失去了主观镜头，也就失去了作为《西线无战事》内核的经验，因而无法去锚定这种经验的毁灭。

以学校鼓动学生参军的一场戏来说，1930年的版本融合了教室内景和后面街道的士兵游行，教师的鼓动和学生的躁动，使用了一种双重纵向的推镜，一直抵达精神外化的大特写，这是表现主义的遗产；但新《西线》的操作是学校大厅里枯燥的横向摇镜，以及实用主义的景别切换，这里环境的自我封闭以及垂直方向上的不连贯性无法产生一种像前者那样有效的说服体验。

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单一景面化”，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长卷画/全景画的客观经验模式，以虚设的非肉身视点作为轴心，缺少一种实际的推拉变焦。在原著故事的取舍上，我们也很容易辨认这一点：主人公的新兵训练（包括在夜晚设计胖揍了欺负他们的教官）以及休假返乡的段落都被删除了，而更多和战争相关的情节，如军队统帅这个角色/视点的植入以及和谈代表们与法军谈判的段落，成为了替代性的补充物。

这些故事上的改动，破坏了纵深性的景面错落并维持了景面的统一。在删除新兵训练段落之后，这群年轻人被迅速抛到战场上，一种震撼性突如其来，但它并不可信，也不实在，因为它缺乏了原著当中最重要的“心理现实性过渡”，而这番过渡，恰恰是库布里克《全金属外壳》前半段的精髓，始于比尔的格格不入，终于他的吞枪自杀，这番悲剧让新兵登陆越南的经验变得连续和自洽。

在击杀第一个法国人（并被反向还击打中钢盔）以及随后的战壕轰炸戏中，导演也基本回避了主观经验，即便这意味着让观众处在一个安全的反思性位置，但也导致了经验的匮乏。在本雅明看来，这种经验的匮乏来自于现代性的拱廊街，来自全景画，来自于波德莱尔式的漫游体验，而这些都对应于贝尔格在新《西线》中的单一景面化操作。

在1933年撰写《经验与贫乏》的时候，本雅明很可能读过雷马克的小说，看过1930版的电影，他将经验贫乏追溯到战争的思考，很可能与《西线无战事》中休假返乡的一段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人们归来……变得沉默了——可交流的直接经验不那么丰富而是更为贫乏了……”这段回乡的失语，以及相关的经验毁灭，是原著乃至之前两个电影版中最为精华、最为深度的反思段落，但在新《西线》中，这一段的删除意味着切断了和雷马克之间的精神联系——人的毁灭被置换成了物质的毁灭，精神的废墟被置换成物质的废墟。

目的性极强的战地摆拍和那些自然空镜头，交叠出的是一种直白的反战信号，而谈判代表的介入，意味着反战的字面逻辑凌驾到了个体的毁灭之上。在这番剧情的更改中，扮演谈判代表的丹尼尔·布鲁赫，这位出演过《再见列宁》和《极速风流》，在好莱坞占据一席之地的德国男演员，仿佛成了新兵鲍曼之外的另一个平行主角。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资源势力的介入，或者一种宏观人道主义叙事的介入，但这种空洞的平行叙述却是以牺牲纯粹的个体经验为前提。

由于丧失了自我视点，新《西线》中的士兵都成为了一个军牌（Dogtag），一个锈迹斑斑的被念出的名字，这是一种人的微缩化，它对立于《拯救大兵瑞恩》中瑞恩这个姓氏的丰碑化。微缩化的另一个改动，是将鲍曼和卡特偷鹅的地点从德军的团级司令部改到了法国的农户，虽然这制造了两人逃离时被来福枪背后击打的凶险且滑稽的场面，但也将两人从英雄变成了窃贼。

读过原著的人，都会为鲍曼和卡特之间如父如子的情谊打动，看新《西线》也不例外，但这一版添加的读信部分以直白的方式道出卡特的家庭悲剧（其儿子死于天花），又是一个文艺腔过重的尴尬段落。卡特的经验并没有构成一种有效的传递，因为二度的偷鹅从根本上失败了，他在丛林中被农户的儿子击杀，以一种微缩化（中枪时的仰拍镜头）结束了自身的存在。

在士兵们被微缩化的同时，将军的一意孤行和谈判组的忍辱负重，成为了战争与和平之间决断的关键，尊严和止损之间的宏观命题，或许才是德国主创们真心关注的问题，他们籍此又一次回避了底层个体的经验。随着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投降协议的签订，翌日11点的停火在一种屈辱中生效，但作为屈辱的反面，将军在遵守原则的同时，又勒令新兵们完成最后一波攻击，以夺取阵地的虚妄英雄姿态迎接即将来临的和平。

士兵们被驱赶上阵，11点的和平钟声成为了催命符。这个倒计时以宏观反战的态度呈现了时代的虚妄，但也成了置人物于死地的机械工具——鲍曼的死就此成为了必然，而且必然会发生在11点钟声敲响的时刻，这是一个多么投机兼讽刺的设计啊？

反观1930年和1979年的版本，鲍曼虽然难免一死，但他的死向着时间敞开，没有这种设计的紧迫性：在1930年的版本里，他在战场上发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并且在抓取蝴蝶的瞬间被法国狙击手击毙，镜头仅仅拍摄了他的手部特写；而在1979年的版本中，鲍曼听见了一只云雀的叫声，他在用纸笔摹画那只云雀，却在出神的时候中了法国人的冷枪，他随后倒在战壕里，镜头中是他画出的那只云雀的特写。

这些简约的诗意，是经验实在的化身，而在新《西线》中，鲍曼中了敌人的刺刀，却在弥留之际走出隧道，仰望天空，在战壕的一角闭目而亡。这一场戏，拍的过于具体，渲染过度，以至于我们本能地不相信这是人的真实经验——它是严格的设计，是戏剧性的重构。

这一如索姆河战争的段落，在鲍曼用匕首刺伤那位法国大兵的时候，雷马克描述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鲍曼希望自己落难时候也能得到法国人的救护，这种心情让他选择了拯救。这段戏在1930版中持续了两天两夜，他的头顶是不断跨过的法国大兵，是燃烧弹的不断升落。而在新《西线》中，这段戏只持续了很短的事件，人们只看到法国大兵的吐出的血水与鲍曼脸上沾满的泥。

新《西线》的失策，或许就是拒绝了经验本身，从而让作为亲历者的自我（德国主创）变成了一个看客。这里面有德国人对历史的本能拒绝，也可以说是对身为战败国之战争的反思无能或鸵鸟精神。美国电影人则没有这样的文化包袱，在那些讲述越南、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电影中，我们不难看到一种基于经验本身的个体反思，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决战以拉谷》《节选修订》等电影都成为了反战电影中的经典。

虽然悖离了雷马克的原著，但新《西线》绝非一无是处，至少它在整个战场场景的现实还原上以及宏观层面的反战主题上都实现了自身的有效性，虽然这可能显得碎裂或庸俗，但总归是合乎时代精神的——即对战争的本能拒绝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本质接纳。

在思索战争片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会回到“我们为何而战”的话题。但需要明确的是，二战反法西斯的“正义时代”早已过去了，反战与和平早已经是人类任何情境下的基本共识，就此来说，新《西线》虽然遗失了经验，但它至少也算是“无经验”的（比较空洞的）正向作品。人们或许会拿它和《战狼》对立起来比较，那么这种对比也或多或少是有效的，因为《战狼》的问题明显更大，它不光是“无经验的”，而且是“反经验的”，甚至可能是“反智的”存在。

【虹膜】